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北京民族饭店选举权诉讼案、赵C姓名权案等典型案例，引发了宪法学界对于基本权利保障与宪法审查的强烈关注，为基本权利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分析样本。
[17] 如《中国社会科学》曾发表系列文章，包括王磊：《宪法实施的新探索——齐玉苓案的几个宪法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我国《宪法》第33条第4款：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是对我国基本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集中规定。
上官丕亮：《究竟什么是生存权》，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承继上世纪90年代后期对于基本权利基础理论的初步探讨，进入2000年，学界相关研究日渐深入，逐步有专题化、理论化的发展趋势。[110]还有学者从正反不同层面界定尊严，认为从人本身即是目的这一道德律令出发，人的尊严即是指人的自主、自治。谢立斌：《宪法社会权的体系性保障——以中德比较为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69]山东省高院据此判决，被告陈晓琪及其父亲陈克政必须赔偿原告因受教育权被侵犯而蒙受的相关直接与间接损失，其他被告负相应连带责任。
[3] 童之伟教授曾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宪法学教科书和相关著作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所占比例进行梳理，借以分析基本权利理论在我国宪法学教学研究中的发展趋势，他指出：1996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9%。刘志刚：《限制抑或形成：论关涉基本权利法律之功能的二元性》，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此类型的法治之产生，可以说是由于文化学术的提高、政治教育的普及、自由思想的发达、人们个性的伸展，亦可以说是前一类型诸葛式的法治之自上而下、教导民德、启迪民智之应有的发展和必然的产物。
第二，由申韩式的基于功利的法治进展为诸葛式的基于道德的法治，再由道德的法治进展为基于学术的民主式的法治，乃法治之发展必然阶段，理则上不容许颠倒。所以为政者切戒开倒车或推行逆施。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而论，良心或内心制裁是防止作恶的第一道防线。没有文法的语文，绝不能正确传达思想，宣泄情意，即不成其为传久行远的语言文字。
故真正稳定的政权，必永远在能厉行严明的法令的执政者手里。人民既是政府训练出来的健全公民，故政府亦自愿限制其权限，归还政权给人民。
（二）诸葛式的政治，或基于道德的法治。因为服从法律即是尊重自己的自由，爱护法律即是维护自己的权利。清议，礼教，或社会制裁是防止作恶的第二道防线。许多误解自由的意义，幻想归真返朴，无怀氏、葛天式的乌托邦的思想家，认为法律是桎梏人性，剥削自由的枷锁。
像这种审慎的经过学术的研讨，道德的奋斗，方艰难缔造而成的法律，乃是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所托命的契约，公共幸福的神圣保障。根据上面关于法治的讨论，我们还可以破除一般人认儒家重德治反对法治的错误观念。尤其是代表道德的法治最精要的宣言。史称诸葛武侯治蜀以严。
二者缺一，不得谓法治。这三种制裁不只是消极地防止作恶，亦可以积极地鼓励向善。
或人人皆应切实了悉诸葛式的基于道德的法治，与申韩式的法治，或法西斯的独裁，有截然不同的界限。若缺少任何一种制裁，其他二种均会连带受损害。
而且对于被法律制裁的公民来说，也是一种训练和教育。亦即人民的真正意志，出于先知先觉的大政治家的远见和卓识，而非出于全体人民的意见。而朱子论政尤重法纪，力主对当时的宽纵无统纪，须矫之以严正，谓政事须有纲纪文章，关防禁约，截然而不可犯。父教子以严，上治下以严，严即表示执法令者对于遵法令者有一种亲属的关切，故欲施以严格的教育与训练。徒持威迫利诱以作执行法令的严酷手段。若有作奸犯科者，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平明之治。
法治的定义，即包含人治在内。换言之，儒家与申韩的冲突，不是单纯的德治与法治的冲突，而是基于道德礼乐的法治与功利权术的法治的冲突。
我认为这种强迫人民自由的法治，亦应属于诸葛式的法治一类型。因建立或推动法治的人或人格之不同，而法治遂亦有不同的类型。
像这样的法律，人民当然自愿竭尽忠诚以服从之，牺牲一切以爱护之。今试分别申论之： （一）申韩式的法治，亦即基于功利的法治。
对于三种类型的法治有了明晰的观念，尚有须得切戒者二事：第一，每一类型的法治各自成一套，为政者需切戒将各类型错乱混杂。所谓严并不是苛虐残酷的意思，乃含有严立法度，整饬纪纲的意思。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没有法律的政治，就是乱政，无治，即无有组织、不能团结、未上轨道的政治。
其有为国为民的忠忱，而无急功好利的野心。有时一件旧法令的取消，或新法令的建立，每每经过在野的政治家或改革家多年的奔走呼号，国内舆论的鼓吹响应，和许多公民的一再联名请愿，甚或流血斗争，方告成功。
故法治的本质，不惟与人治（立法者、执法者）不冲突，而且必以人治为先决条件。人民不可因政府之权力集中，而误会政府为法西斯化，独裁化，而妄加反抗。
法律之于政治，犹如文法之于语文，理则之于思想。如是，庶第二到了宪政时期，我们即可达到基于学术的近代民主式的法治。
政府既是人民公共选出来的代理者，人民相信政府，亦自愿赋予政府充分权力，俾内政外交许多兴革的事业，可以有效率的进行无阻。二政府贤明，有德高望重，识远谋深的政治领袖，以执行教育、训练，组织民众之责。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法令之颁行，不出于执政者在上的强制，而出于人民在下之自愿的要求。
陈寿称：诸葛亮之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其人以德量为本，以法律为用，一切法令设施，目的在求道德的实现，谋人民的福利，则此种法治便可称为诸葛式的法治。
有法律而立法者或执法者枉法乱纪，则此种假法治亦即等于无法律、无政府，亦不成其为政治。而人民公意则就意志之质言，而不就量言，乃为人民真幸福打算应当如此的理想意志。
所谓有效性，指立法者与执法者以人格为法律之后盾，认真施行法律、爱护法律、尊重法律，使其有效准而言。进入专题： 法治 。
关注微信
